“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可说是文字改革史上的一篇奇文。这篇文章的正题是《怎样打倒方块字》，作者是胡愈之，发表于1934年9月20日的《太白》半月刊创刊号上。这期的《太白》创刊号，竟在一个月之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印了了四版，成为杂志史上的奇迹，恐怕不能说与这篇奇文毫无关系。
文章刊出时的标题是《怎羊打到方块字？》这不是排印错误或者我把“样”和“倒”抄错了，也不是手民或我用空格把文章标题割裂成三截，而是原本如此，以作为作者“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的实践样品。为此，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也写成“胡芋之”了呢。
他为什么要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为什么要打倒方块字？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篇奇文吧。为了不给排字、校对出难题，为了读者方便阅读，我“译”成简体字，词儿也不连写如下：
吴稚晖先生说：“文学不死，大祸不止。”这句话错了。应该说：“方块字不死，大祸不止”才对。
一般人看来，方块字的罪状，就不过是难学难写。其实难学难写并不是最大的罪状。最大的罪状，是方块字本身的组织，根本就和口头语的组织冲突。本来文字应该是代表口头语的，中国的文字至今还不能做到代表口头语的一步，就是因为方块字在作怪。
方块字的本身的组织，有两个特性。第一，每个方块是独立的；第二，从方块的形态中表现意义，而不是从声音中表现意义。这两个特性，都是和口头语的组织相冲突的。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每个词儿是独立的，每个声音却不是独立的。上海人说“猪头三”的时候，“猪”“头”“三”三个音并不独立起来，但是写在纸上，这三个字却都有了独立的意义。有了“猪头三”，就不妨再有“猪头四”或“狗头三”。“德谟克拉西”是一个外国名词，但是写成方块字，就成了5个独立的字，所以有人把它拆开，写作“德先生”。像这样的笑话很多。可是我们的口头语，和一切人类的语言一样，是拿词儿作单位的，但是我们的文字，却是拿一个个的方块作单位的。我们的文字在先天上就和口头语分了家，若不是打倒方块字，一切“语文合一”的企图，都是白费气力的。
现在的方块字，虽只（？）已经不是象形字了，却仍是从形态上表现出意义，而不是从声音上表现出意义的。学习过方块字的人，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叫作“望文生义”。我们读方块字的时候，是从视觉去了解，而不是从听觉去了解的。若是把“留学生”写作“流穴生”，“班禅喇嘛”写作“搬蟾拉蟆”，声音没有两样，但是形态不同了，就没有人懂得。有人把Chicago翻作“诗家谷”，又有人把罗素当作美国大总统的本家。这些都是从“望文生义”闹出来的笑话。“望文生义”也就是语和文分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方块字的最大罪状，不在于难学难写，而在于根本和口头语的组织冲突。现在大家都在设法使语跟文接近，若是不打倒方块字，就不会达到目的。方块字应该打倒，而且越早越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在怎样打倒方块字。
对于方块字的问题，目前可以分作两派：一派是比较保守的，主张用简笔字和注音字母，减少方块字的困难。简笔字的效果，在减少一部分方块字的笔画，实际上却是支持方块字的生命。注音字母的效用也只是促成方块字的发音统一，而且注音字母本身，就不脱方块字的形式。所以这一派是方块字的改良主义者，目的仍在拥护方块字，而不是打倒方块字，这里自然没有讨论的价值。
另一派却主张立即实行中国语拉丁化。这一派打倒方块字的决心，最可佩服。若是在目前实行拉丁化，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也是十分赞成的。可是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从方块字到拉丁化，中间不只是形式的变化，而是实质的变化。上面已经说过，方块字的一个特性，是拿单音字作单位，而不是拿词儿作单位。拉丁化自然要和口头语一样，拿词儿作单位。但是受过方块字教育的人，对于词儿连写，没有养成习惯，拉丁化了以后，困难是很多的。而且从方块字变到拉丁字，一旦失了形态的依据，了解上也成问题。因此我主张从方块字到拉丁化中间，应该经过一个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的阶段里，我们还是用方块字，不过把方块字的本质改变了，一方面使方块字失去存在的理由，一方面准备拉丁化的实现。我现在建议两个办法：——
1、提倡写别字，
2、实行词儿的连写。
什么叫“别字”？“别字”是和本来的方块字声音相近而形态不同的字。别字和简笔字不同。一般主张简笔字的，对于简笔字的形态，认为应该固定的。比方“几”可以写作“几”，但不能写作“基”或“其”；“双”可以写作“双”，但不能写作“霜”或“爽”。换句话说，简笔字是拿比较简单的形态，代替比较繁复的形态。写别字却是只认声音，而不识形态。凡是声音相同的字，都可以通用，连四声是不是相同，也可以不管。例如“中华民国”可以写作“中华民各”，“三民主义”可以写作“三明朱一”。这样就可以打破“望文生义”的习惯。而且别字可以自由地写，当然照笔画最少的写去。通用的简笔字自然也可采用。这样，十几画以上的方块字，几乎可以完全不用。学习方块字的困难，就减少了大半。别字写成习惯以后，每一个方块，只代表一个声音，并不能代表一个意义。到那时，取消方块字，改用拉丁化，自然不成问题了。
别字运动普遍了以后，若是每个字照旧独立地书写，那末，当然是不容易了解的。因此同时必须实行词儿的连写。从各个独立的方块变成各个独立的词儿，这也是打倒方块字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现在，连写的规则，还没有完全确定，若是大家习惯了连写以后，一定能把连写的规则确定起来。对于中国语语法的改进，也可以帮忙不少。
总之，提倡写别字，是根本动摇方块字的基础。实行词儿的连写，却又是准备拉丁化的实现。方块字是早晚要消灭的，促进拉丁化要到什么时候实现，先要看我仍有没有准备。因此，我特向前进（虔敬？）的中国语言改革论者，提出了上面的两个建议。并且为证明我的论点起见，我自己就在这篇文章里，实践我的主张，用别字和连写的形式，印出来。至于关于别字和连写的方式，自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对于这些，我没有成见，希望大家来发表意见。一九三四，八，二六，上海。
（附注）这篇文章里，我写的别字和简笔字并没有一定的规则，我主张写别字就不必有规则。至于词儿的连写，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则，不过这还得从头创造起来。在这篇文章里，我不过学一学我家适之博士的尝试精神罢了。
正如这篇文章中说的，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很多人关心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他们一方面提倡“大众语”，一方面提出“废除方块字”——当然，“废除方块字”并非30年代首次提出，早在1924—1925年间就曾提出过，但这次的声势不同于上次了，而且有了“废除方块字”的具体方法———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的出现。除了拉丁化外，还有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等制定的用拼音记录语音的国语罗马字方案和经当时政府公布的注音字母方案。但在上海文化界中，仍以拉丁化声势较大，还出版过用拉丁化字排印的小册子。不过，对拉丁化不以为然或抱怀疑态度的人还是很多，特别是一般老百姓难以接受。大概是鉴于这种情况罢，胡愈之于彼时提出了这么一个“写别字和词儿连写”的“过渡阶段”，目的仍在实现拉丁化。不可谓不煞费苦心。它的引起广泛注意，也自是意料中事。《太白》创刊号之再三再四出版，即使不全然由于这原因，至少不能排除是原因之一的可能。
虽然此文引起议论纷纷，如有人所说“谈者臧否不一”，而且文章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把‘留学生’写作‘流穴生’，‘班禅喇嘛’写作‘搬蟾拉蟆’”这样的“词儿连写”的“写别字”，不是连胡先生自己也在文章说是“就没有人懂得”了么！《太白》在发表此文后连续两期，却未对此再着一字，直到第四期才又发表了郑淑生综合“我们这群人的话”写的《关于写别字》一信，对于“词儿连写”的倡议表示赞同，认为：
于标点符号以外再加一种帮助了解词义的工具，当然是很好的；记得早有人这样说过做过，只不曾大家都来照办。
因此，他们的共同意见是：“词儿连写，应该赶快提倡，大家实行。”
而对“写别字”，他们却断然否定，认为这种“同音互代法，此路不通”。他们说：
如胡先生那样写别字，有时会使词义模糊不清。胡先生那篇文章里的别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简笔字，一种是同音字。文字笔画，自繁趋简，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势；简笔字并不能算是别字。在民众之间同音字互代，本来是常有的事；譬如在弄堂口上写一句骂人的话，把“小乌龟”写在小五车”，彼此一目了然，不烦思索。但“小五车”要有“小乌龟”的底子在心头，“小五车”的同音互代方能成立，譬如胡先生文中的“英该”、“问题”、“形太”，假使看者没有“应该”、“问题”、“形态”的底子在心头，这种互代是容易闹意想不到的笑话的，因为看者容易望文生义，歪到别个方向去的。
郑淑生“我们的这群人”想“对胡愈之先生那篇怪文章”探听“《太白》记者的真实意见”，请求“给我们一个答复”。
编者虽然答复说：“倘君十二分一板正经的说，我大体同意来信说的话。”但在说这话之前却主要说的是如下一段恐怕谁也未曾料到的话：
话是这样说的，不过现在还有本来不愿意写别字而实际在那里写别字的人，也有痛骂别人写别字而实际也在那里写别字的人，胡先生那篇文章，除了来信里头指出的正经意思之外，也还含有对于前一类人的幽默的同情和对于后一类人的严肃的讽刺在里头，和那些正经意思同样的重要，要请你那一群的人也不要轻轻看过。我曾经随口说过，那篇文章含有三分幽默，四分讽刺，五分正经。这话恐怕还不算十分错。
真是这样吗？那么，胡愈之这篇文章，不就是篇“幽默”“讽刺”多于“正经”的插科打诨式的文章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了吗？不就是篇“寻开心”甚于学术讨论而应该一笑置之的文章了吗？
这是胡愈之写这篇文章的本意吗？
果然如此的话，恐怕就不仅是“郑淑生”他们要被“讽刺”为“真书生”了。
